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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京师实行的戒严，于七月上旬解除，不过为防备鞑靼人卷土重来，城中仍旧施行宵禁和门禁，对出入京城的人员进行严格盘查。

    这对沈溪来说，并没什么影响，他没心思去京城郊外游逛，安安心心当他的大明上班族即可。

    谢迁所说的弘治皇帝要对太子朱厚照的学问进行检查，时间大约在八月中旬，与很大可能是在中秋佳节时，沈溪的准备时间相当宽裕。

    沈溪也有小九九：自己有半年没在京城，就算太子在二十一史方面学得不好，也不能完全责怪自己教授得不好。

    当东宫讲官的多少都有推诿的心态，反正又不止我一个讲官，责任谁爱担谁来担。

    谢铎帮沈溪出书的事，七月中旬有了着落。

    京师戒严的这段时间，城中大小印刷作坊俱都停工，直到戒严解除后，大大小小的工坊才重新开张，先期印了三百本，名字不是前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而是《聊斋志异》，当初沈溪第一次在太学写这本书时就是以《聊斋》定名，其后孙喜良也以相同的名字出书，反正眼下两本书都没有，又同是志怪题材，以后或许可以慢慢增补，合二为一。

    谢铎印出书后，将书籍送与京城知交好友，上到大学士李东阳、谢迁，下到他赏识的弟子，主要目的是为沈溪扬名。

    或许是谢铎名气够大，又或许是民间志怪小说这种题材新颖，内容充实吸引人，在书籍刊印后，城中很快便开始流传起手抄本来。

    尤其在以治学为见长的国子学中，原本孙喜良那一版《聊斋》就颇为流行，而现在的谢铎版可是有当今的国子监祭酒谢铎作的序，还对谢铎以及许多大儒对文章的精妙点评，一时间再次掀起阅读的热潮。

    可终究志怪小说不是孔孟之道，就算再有建树，也仅仅是得到些许好评，并不会给著书人带来多大的名气……这年头要在儒学界立足，主要还是得研究儒学，其中以研究程朱理学为代表。

    诗词文章同样可以扬名，只是别人不会把你当作大儒看待。而沈溪，在许多人眼里就有些类似于摆弄旁门左道，居然想用志怪小说登堂入室，在人们看来颇觉不可思议，不过既是由谢铎出面刊印，出于对谢铎的尊重，就算很多人心中不认同沈溪的人和书，依然不敢正面抨击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谢家二公子谢丕发起的心学运动，在京城年轻士子中逐步流传开来，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发酵，如今已小有成就。

    谢丕是年轻士子中的佼佼者，他乃阁老之子，才学在京城年轻一辈人中享有盛名，待人和善，交游广阔，而且聪明好学，善于揣摩和发掘心学内容，由他跟同龄人推广，效果比沈溪设想的还要好。

    年轻人本来就有叛逆思想，不知不觉心学便得到许多人认同。

    沈溪给谢丕的心学理论毕竟相对粗浅，领会起来并不艰难，但因其中部分内容与理学相违背，显然不会为这个时代社会主流思想包容，就算有谢丕这些年轻人推崇，也仅仅只是在小圈子内流传。

    这些人，眼下都是普通士子，功名不过生员，并非社会主流力量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确实是为心学的传播开了一个好头。

    京城戒严解除后，谢丕马上登门拜访，有半年多时间不见，谢丕看上去越发沉稳了，沈溪详问后才知道他与史小菁已于四月成婚，如今谢丕算是成家立室之人，只等来年参加乡试，科场扬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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